我在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士力架的热量等于多少碗饭

1月28日，是我们到金银潭医院临床工作的第一天，我们负责的病区在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五、六、七层，是危重病人最多的病区。

进病房前，光是穿衣就需要将近半个小时——先在更衣室换上工作服，然后穿过医生办公室，进入一个缓冲间，医生们也在这儿配药、写文件。我们在这里洗手，戴上口罩和帽子，再洗手一次，穿上防护服。接着进入另一个缓冲间，在这里我们又穿上了一层防水服和两层鞋套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缓冲间，外围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在这里给我们递东西。最后，我们到达病房。

第一次进ICU的感觉，不是别的，就是真的没想到ICU的条件这么恶劣。因为这次病房是临时改建成ICU的，严格来说，只是病人的情况符合ICU的要求，而不是病房的条件。

真正的ICU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里面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病人的情况。病床上的设施也可以串联起来。比如我现在在看1号床的病人，如果2号床的病人生命体征不好，我也可以从1号床看到。床旁边有个红灯不停的闪，告诉我2号床出了什么问题。而且这个ICU是一个病房，每个病房有两三个病人，你要自己去找。你要一直走来走去，观察，巡逻。病房之间还有一段距离，你担心哪个病人你没观察好。心里慌了，没有头绪。

条件对病人来说也比较艰苦，这里的氧气不是中心医院提供的，而是需要我们自己推氧气罐，氧气罐那么大、那么高，我们要用尽全身的力气。而且因为整个医院都挤满了确诊病人，没有家属陪护，我们一个人要负责六七个病人，我想他们一定很害怕。在这里隔离不像平常住院，至少有家属陪护，可以走动，在这里他们只能躺在床上休息。

在ICU，至少我们护理的病人大多是年纪较大的，主要在50到70岁之间，肺部情况不太好。我们也遇到过29岁和40岁以上的病人，但他们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。大多数病人有呼吸困难。每个人病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，有的可以依靠无创呼吸机和高流量机，有的需要插管，最严重的已经用上了外肺。

我们发现非常不宽容的是，他们和两到三个人在一个病房里，中间没有任何隔离。三分之二的患者服用镇静剂后处于睡眠状态，但三分之一的患者清醒且有意识。他们必须目睹同一病房中患者的抢救过程。有时患者的呼吸太不舒服，无创呼吸机无法支持你的呼吸，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人工气道，通过患者的嘴插入管子，有时还要进行胸外按压。

抢救的病人很痛苦，同病房的病人也看到了，我们觉得肯定也很痛苦。我们不想让他们看到抢救过程，但这里没法让他们看到，因为没有隔帘。他们态度很好，人也很好，但我们都感染了同一种病毒，心理压力肯定很大。他们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我们心里都知道，看到这些，心里很难过。

那些病人意识清醒，但呼吸困难。如果我们给他们更高的氧气浓度，他们就会呼吸更顺畅。他们非常安静，除非真的有什么问题，否则不会打电话给我们。他们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词是“谢谢”、“对不起”和“麻烦了”。

有一次我遇到一个40多岁的病人，他身边没有家人，所以我们要帮他清理大小便。每次清理完大小便，他都会对你说“对不起”。我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觉得他为你做了这么多脏活，但对于我们重症监护室的人来说，这是工作职责，所以我通常都会回答“没事”。即使在这个时候，你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。

护士用玻璃贴纸与外界沟通。来源：受访者

事实上，第一天工作结束后，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（朱莲）就哭了。

第一，环境陌生。我们在湘雅医院只做重症监护，其实很少接触需要隔离的传染病人，还有大量的呼吸衰竭患者，他们前一秒可能还好好的，后一秒就变了。所以现在的工作和以前的工作不一样，节奏要求更高。

另外，你的搭档是第一次来，之前你们都不认识，对方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比如，救援的时候，谁负责按压，谁负责喷洒，谁记录救援时间，谁给医嘱？团队里的分工应该是很明确的。但现在大家都穿着防护服，谁都不认识，你刚来，不知道救援物资在哪。你要呼救，别人也要照顾六七个病人，自己的病人可能状态也不好。整个人慌乱、盲目地做这些事，压力真的很大。

那天我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6点，连续10个小时的班次。我（朱恋）从来没有穿着防护服、戴着N95工作过这么长时间，真的是浑身大汗，浑身非常难受。最危险的是口罩被汗水打湿了。我当时心里想，理论上口罩湿了防护效果不会那么好。在给病人喂食、喂水的时候，呼吸机的风吹到脸上，口罩又湿了。暴露风险很大，心理压力很大。回到家就哭了，哭完之后感觉好多了，第二天就慢慢适应了。现在感觉还挺稳定。

来之前，我（张春燕）担心因为病毒，不能开空调，会觉得冷、想睡觉。但事实上，在这个封闭、忙碌的环境中，我真的没有睡意。每次大汗淋漓的时候，我都会站在楼道里，闭上眼睛，数10秒，然后开始忙碌的工作。

说实话，我们是自愿奔赴战场的医护人员，但我们也是别人的女儿，是普通人，都害怕被感染，都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。

那也是我第一天上班，当时我（张春燕）戴眼镜、戴口罩，没戴面罩，只是常规防护。在里面待久了，口罩全被汗水湿透了，眼镜也容易起雾。起雾就是一个信号，说明你密封性不好，毒气会跑出来。我们有个规定，眼镜一旦起雾，必须马上换。

但那天我在帮一个病人插管，眼镜一直起雾。那种情况下，你没法用手去调整，因为手一直都是被污染的。我也没想过要换。而且也没有物资可以换，又不想浪费。防护服本来就不多，换的时候要从头到尾换，包括面罩、防护服、N95。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，也没说过，但心理压力还是很大。

不仅在这些时候，我们帮助患者进食和饮水，照顾他们的大小便，并进行急救。我们一直与他们保持密切接触。这些病人经常咳嗽和打喷嚏，这是无法阻止的。所以如果医生是前线，那么我们实际上是超级前线。我们在重症监护室工作，手里拿着对讲机与外界通话。如果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只需在玻璃上贴张纸条，他们就会把它拿进来。

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对吃住都没有什么要求。我们最担心、最紧张、最敏感的，就是怕防护物资不够用。我们现在的防护其实不是最高级别的，我们戴的N95是两层的、蓝色的、薄的，其实达不到要求。标准应该是三层的白色N95。但是物资短缺，我们现在没有那种，我们只要小心一点就行了。

到了这里之后，我们都把头发剪短了。没法去理发店，就到超市买了剪刀，互相帮忙剪头发。按照规定，脱掉防护服之后，最好在医院洗澡洗头。头发短一点肯定方便一些，也容易干，所以我们就把头发剪了。但是也不能剪得太短，要扎起来，这样帽子才能盖住。太短的话，从边缘露出来，会扎到眼睛，其实也是一种污染。

从病房出来，整个过程也很繁琐。穿上隔离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脱下来就比较麻烦了。每脱一层就得洗手一次。每个洗手动作都要15秒以上，整个洗手过程最多需要3分钟。这些天我洗了多少次手，早已数不清了。

护士们互相剪头发。来源：受访者

这次来金银潭医院，我们都是自愿报名的，当时护士长在群里发消息，说国家卫健委需要5名有重症经验，能做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护士，我们马上就报名了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报满了。

当时我们几个人有的在家里穿着睡衣，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电视，有的还在逛街。我们刚挂号就收到信息，说一个小时后要赶去医院，我们真的只有半个小时收拾行李，不知道要呆多久，就稍微收拾了一下。爸爸也没问我想要什么，就跑到楼下买了5盒泡面。

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派出的5名护士（图片来源：中南大学微博）

到了医院，我们马上就接受了穿脱防护服的培训。虽然我们都在湘雅重症医学科工作了近十年，但从来没有穿这么长时间的防护服。晚上培训结束后，第二天我们就坐高铁去了武汉，第三天就上班了。

前几年埃博拉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在招兵，大家都想报名，但是刚性要求很高，要求是党员，英语六级，主管护师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，达不到这些要求。雅安地震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想报名，但是达不到标准。这次不一样，我们都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经验很丰富，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服务他们。作为医护人员，谁也不想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只是岗位不同，我们留在湘雅的同事们，也都在一线。

我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跟家人说话还是很小心的。我不会跟父母视频聊天，怕他们问这问那，我情绪会激动，所以基本都是微信聊天，让他们知道我平安。我（朱莲）奶奶年纪大了，快八十岁了，每次我给她打电话，她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哭，觉得我可怜，在这里工作辛苦，她会心疼。后来我就干脆不打电话了，每天在家人群里报平安。

我（张春燕）女儿今天跟我老公说：“妈妈怎么还没回来？”好久没见她了，就开车去接她。因为以前上班，我老公每天都开车来接我，今天她拉着她爸爸说要去接她妈妈。我能做的就是每天跟她视频聊天，让她天天都能看到我。

离开长沙的时候，我们匆匆收拾行李，预计要呆一个月。但现在，不知道能呆多久。我最大的心愿有两个，一是防护物资充足。前两天我值夜班，他们告诉我防护服不够，晚上不能出门。我拿了两大块士力架，立马喝了下去，好油腻好甜，但又不得不吃，士力架热量高，而且耐煮，我怕在里面撑不了那么久。还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尽快研制出药物或者有效的疗法，治好他们的病。

我们一直想来武汉看樱花，但一直没成。现在再过一个多月，樱花就开了。希望到时候疫情结束，看完樱花就可以回家了。这样最好了。

护士的朋友圈 图片来源：受访者